中央红军拥有三大主力军团，分别是红一军团、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。当时苏区流传着一句形象的话语：“一军团冲锋陷阵，三军团从侧翼包抄，五军团挥舞大刀”，这显示了他们在军中同等重要的地位。
然而到了1955年，前两支军团中涌现出多位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杰出将领，但红五军团中最高军衔的仅是上将（李达）。这让人不禁疑惑，长征途中，红五军团作为“铁流后卫”，流血流汗丝毫不亚于其他任何部队，为什么他们最终得到的待遇差距如此明显？
这主要因为红五军团的几位领导早早离世——有人战死沙场，有人被冤枉杀害。
红五军团的前身是来自西北军的26路军。中原大战结束后，冯玉祥兵败离场，孙连仲率部被蒋介石收编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26路军，由他任总指挥。
蒋介石对这支“杂牌军”始终心存怀疑，改编不久便将其调往江西，参加对红军的进攻。这种“打死敌人算功，打死杂牌平内乱”的粗暴做法，引发了26路军的强烈不满。
国民党发动了三次“围剿”红军的战役，均告失败。26路军驻扎宁都，因部队大多数是西北籍兵士，难以适应南方的潮湿气候，加之接连败绩，伤病频发。
展开剩余84%更糟糕的是，国民政府后期严重拖欠补给，医疗资源极其匮乏，导致数月间病亡人数逾千。
26路军士兵不愿再做无谓的炮灰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全体官兵联名要求北上抗击日本侵略，然而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。
思乡情切的26路军只得违抗命令，强行北上。未行多远，便被蒋派遣的中央军团围堵，以切断补给为要挟，强令他们原路返回。
无奈之下，26路军退回宁都，但军中高层心态已生变化。
总指挥孙连仲因牙疾请假赴南京治疗，26路军27师师长高树勋私自脱队前往庐山，指挥权落到参谋长赵博生手中。
赵博生是地下党员，他与73旅旅长董振堂、74旅旅长季振同、74旅1团团长黄中岳等人商议，决定采取新的战斗方式。
1931年12月14日，季振同、董振堂、赵博生等将领率领1.7万官兵在宁都发动起义。
此次起义在中共历史上意义非凡。彼时红军总兵力仅约4万，26路军加入后，红军兵力瞬间增加近三分之一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支队伍携带武器超过2万件，极大缓解了苏区武器匮乏的困境，堪称雪中送炭。
可惜，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命运多舛，四位有资格晋升大将的人物中，有两位战死沙场，另外两位则遭遇冤杀。
两位被冤杀者，毛主席和萧劲光对此极为痛心。
26军起义后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，部队建制基本未变。
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，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，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14军军长，黄中岳任15军军长。
组织派萧劲光等人负责思想工作。萧劲光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季振同与黄中岳被冤杀的经过。
萧劲光曾任军团政委，刚到军团时，季振同戒备心强，担心被查出把柄。但在多次听萧劲光讲述革命历程后，他态度转为积极，常分享自己的经历与对红军的看法。
当时常有国民党信件送达，试图拉拢季振同。季振同每次都会先叫萧劲光一起拆看。
有一次，冯玉祥高参胡景陶、刘骥带着冯玉祥的亲笔信前来，季振同也在征得党中央同意后才会面，信件全程公开，无私藏。
这些表现令萧劲光未觉异常，然而赣州战役失利后，季振同萌生离队赴苏联学习的想法。
萧劲光十分惊讶，与季推心置腹谈心。季振同表示此举有两方面原因：一是害怕吃苦；二是希望苏联学习经历能洗清旧军阀标签，增强投身革命的信心。
萧劲光将此情况上报，中央批准并拨款支持。
可惜，就在季振同准备赴苏联之际，1932年5月，保卫局逮捕了冯玉祥代表刘佐华。
刘佐华疑似被利用或故意陷害，诬陷黄中岳企图叛逃国民党，称红五军团的同兴旅社是联络国民党的秘密基地。
保卫局据此对黄中岳展开抓捕调查，同时查抄同兴旅社，牵连出季振同、李聘卿、萧世俊、高达夫、朱冠甫、张少宜等多位军团干部，随后一一被捕。
此案即“季、黄谋叛案”，实情是同兴旅社只是红十五军的一个供给站和商人接待所，根本没有所谓秘密联络。
但当时“左”倾思想盛行，法院判处季振同、黄中岳死刑。死刑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，毛主席看到判决书后感到疑惑，坚决反对。
他指出，季振同、黄中岳作为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，对革命贡献不小，即使是主谋，也应减刑免死。
在毛主席的坚决争取下，死刑改为十年监禁。
本以为事态到此结束，谁料长征前夕，为摆脱“包袱”，博古等人私下将季振同、黄中岳枪杀于瑞金县叶坪。
毛主席当时政治地位边缘，几乎被排挤出长征决策，无法干预此事，此事却一直令他耿耿于怀。延安时期，他多次感慨：“把季、黄杀掉是不应该的。”
萧劲光与季振同交往甚密，始终认为二人被冤，晚年依然感慨：“从我与他的接触来看，他表现尚佳，未见他主动反水。几十年来，对此案我始终怀有疑问。”
两位领导虽早逝，但贡献巨大，遗憾未能获得应有荣誉。
起义前职务最高的赵博生，起义后牺牲最早。1933年1月8日，他率四团兵力在长员店以少敌多，成功牵制敌军配合红一、红三军团伏击国民党大军。
可惜战斗中赵博生头部中弹壮烈牺牲，年仅36岁。
另一位名将董振堂，季振同离队后接任红五军团总指挥，指挥作战极为出色。
长征途中，国民党多支军阀为保全自身采取“不拦头、不斩腰、只击尾”的策略，导致后方部队伤亡最重。
红五军团正是充当后卫，以无比坚韧和奉献精神，护送中央红军走完艰难征程。
懋功会师后，红五军团编入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，随张某南下、西进，最终董振堂在高台壮烈牺牲。
董振堂的遭遇令人惋惜。他本有机会不随军南进，亦能在高台突围成功，但因党性坚定，始终等待命令，错失良机。
若他能活到抗战爆发，凭借西北军背景和能力，统战价值极高，中央开辟晋察冀根据地时或能受优待，一切将截然不同。
可惜董振堂早逝，后续的军事荣誉和地位都未能获得，令人无限唏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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