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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书中问学】
编者按
2024年底《敦煌学大辞典》（第二版）的出版，系统整合了敦煌学百年硕果，其成功经验也为推动吐鲁番学迈向学术前沿提供了重要契机。紧随其后，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编纂工作于2025年伊始正式启动。该辞典将系统整合吐鲁番学资源，确立其国际学术地位。本期特约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撰文，回顾该辞典的酝酿历程，聚焦吐鲁番学如何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突破性发展。
2024年12月，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、敦煌研究院、上海辞书出版社三家联合主持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郝春文教授主编的《敦煌学大辞典》（第二版）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。2025年1月，在京举行新书发布会。随后，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编纂工作正式提上议程。
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编纂构想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。1998年，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教授主编、集合了学会和敦煌研究院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《敦煌学大辞典》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，当时学会即有编纂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动议。2005年至2008年，我带领团队进行新获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工作时，曾与当地文物局磋商编纂事宜，但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，考虑到与敦煌相比，吐鲁番的考古文物要丰富且复杂得多，胡语文献的种类也更加多样，许多语种国内没有专门人才，研究和编纂的难度较大，因此没有动手。
但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编纂想法一直放在心头，正是有这样的念头，我在2013年10月发表的《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学术价值》中说道：“今后我们应当把黄文弼先生所获西域各类文献称作‘黄文弼文书’！相信今后的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一定会有‘黄文弼文书’这个条目。”（《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13年）。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会议记录，2018年6月在讨论《敦煌学大辞典》（第二版）编纂方案第五次修改稿时，再次提到编纂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。2019年2月《敦煌学大辞典》召开编纂工作会议，正式提出在《敦煌学大辞典》（第二版）出版后，将着手开展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编纂工作。
准备：机制启动 框架初定
随着《敦煌学大辞典》的正式发布，上海辞书出版社提议正式启动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编纂工作，并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与吐鲁番市文物局、上海辞书出版社三方协作，共同完成。我作为学会现任会长，受命组织这一宏大工程。从2025年1月开始，经过多方调研和可行性论证，确定大致框架和可能的撰稿队伍。3月11日，在北京大学召开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编纂工作启动会议，协作三方领导及部分主要编纂人员会聚一堂，确定了全书的基本框架结构、类目设计、词条选择、门类负责人、工作进度等，并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。之后的两个多月内，学会又在北京、上海、吐鲁番、兰州召开多次中、小型工作会议，对一些具体问题和部分门类进行商议，优化编纂团队、细化编纂方案。主编和门类负责人分头约请相关专家拟订条目，并反复商议、修订。
6月28至29日，由三方协作单位主办、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“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词条定稿会”在西安召开，主编、副主编和相关负责人全数到会，确定按门类分工。各门类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就词条选取标准、词条归类、不同类别的重复词条，以及撰稿人选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，并对此前忽略的门类条目进行查漏补缺，进一步扩大辞典的收录范围。这次会议让这部大辞典的编纂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。
难度：遗存广布 整合难题
在着手编纂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时候，我们对于这项工作会遇到的难关做了充分的评估。
吐鲁番学的内涵要比敦煌学更加丰富，也更加杂乱。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莫高窟、榆林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及壁画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及绢纸绘画等。吐鲁番学研究的对象，从石窟寺来讲就有吐峪沟、柏孜克里克、胜金口、伯西哈、乌江布拉克、七康湖、雅尔湖、大小桃儿沟等；还有高昌城、交河城以及吐鲁番盆地内分布的古城遗址、烽火台等；从文献来说，不仅有石窟前堆积中发现的大量写本、印本残片，还有佛寺、衙署、驿站、烽火台等遗址出土的各类文献，特别是阿斯塔那、哈拉和卓、巴达木、洋海、木纳尔等墓葬发现的大量文书、墓志等，以及陶器、木器、瓦器、丝绸、毛织品等各类文物材料，其中许多类型的文物是敦煌学较少遇到的。
中国的吐鲁番学研究走着一条比敦煌学更加坎坷的道路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乘中国积贫积弱、时局混乱之机，多个国家的探险队在吐鲁番大肆劫掠，石窟寺满壁创伤，古墓葬十室九空，大量文物、文书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公私收藏者手中，可以说是真正的“伤心史”。这些都为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编纂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，需要动员集体的力量，协调完成词条的撰写。
20世纪20年代末，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孤身一人，在吐鲁番从事考古发掘，获得了少量但不乏重要的“黄文弼文书”，进行整理并在《吐鲁番考古记》（1954年）中发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配合吐鲁番地区的基本建设，1959年至1973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两个墓地发掘数百座墓葬，获得从高昌郡、高昌国到唐西州的大量文物和文书。这批文书由唐长孺先生主持的整理小组编纂成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，文物出版社在1981—1991年和1992—1996年分别出版平装本10册和图录本4册，发表大量前所未见的文书，并为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确定了规范，推动了国内吐鲁番学的进步。
可行性：六重突破 编纂有基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国学术界整体水平不断提升，吐鲁番学研究显著发展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第一，考古发掘日新月异。吐鲁番学与敦煌学不同的一点是，吐鲁番地区由于气候干燥，地下埋藏着丰富的文物宝藏。洋海墓地出土大量从史前到魏晋时期的各种文物；阿斯塔那、哈拉和卓、巴达木等墓地也不断出土文书、墓志，其中有些墓主是重要历史人物；吐峪沟石窟东西两区的彻底清理和发掘，获万余件文献资料，还清理了周边山坡上的寺院遗址，均有不同类型的文书出土；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全面发掘，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资料，也获取了德国探险队没有发掘干净的文献材料。这些都为吐鲁番考古、文物、文书的研究提供大量素材，也推动了相关学科的进步。
第二，摸清海外流散文物的底细。随着我国学者走出国门，“满世界寻找”吐鲁番出土文物和文书，几代人前赴后继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基本上调查清楚各国流散文物的总体情况，甚至对一些馆藏的每件文物都做了登记和编目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，国内科研单位和研究者个人，也收集积累了大量欧美、日本学者整理研究吐鲁番资料的图录、专著等各类出版物，为国内学术进步夯实了基础。
第三，胡语人才的培养和提高。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的学者回国任教，如北京大学的段晴教授，带出了一批能够自主解读胡语文献的人才。与此同时，不少年轻学者借助国家留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，前往欧洲高等学府学习解读各种胡语文献。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可以独立处理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、粟特语、中古波斯语、帕提亚语、叙利亚语、梵语、焉耆语、龟兹语、藏语、西夏语、蒙古语的人才，吐峪沟新出各种语言文献的解读和发表就是明证。
第四，典籍文书研究的进步。继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的出版，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柳洪亮先生整理1979—1986年间出土文书，著有《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》（新疆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）；吐鲁番学研究院与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整理1980—1981年新出土汉文佛典，编成《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》上下册（文物出版社，2007年）；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、吐鲁番学研究院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整理1997—2006年间出土文献，编为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（中华书局，2008年）；王振芬、孟宪实和我主持编纂《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》32册（中华书局，2020年），整理了大谷探险队劫掠而留存在旅博的两万六千件文献残片。此外，还有沙知、吴芳思编著的《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（非佛经部分）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5年）。这些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，无疑为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编纂提供了前期准备。
第五，吐鲁番文献目录的编纂。与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同步进行的，还有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编目工作。这方面的成果有陈国灿、刘安志主编《吐鲁番文书总目（日本收藏卷）》（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）；我主编《吐鲁番文书总目（欧美收藏卷）》（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）；还有我们完成的《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总目索引》3册（中华书局，2020年）。此外，2015年我还主持完成新疆流失海外文献目录，包含吐鲁番出土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目录，虽未刊行，但为今天辞典的编纂打下了基础，因为其中许多胡语文献的名称都已做了汉译，并按号收集了所有相关的研究文献。
第六，互联网的助力。我们在编纂《敦煌学大辞典》“学术史”这一门类时，许多海外学者的简历都通过书信获得，有些因没有找到联系人而没法写入词条。但如今，互联网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相关条目的研究信息，还为查找学者的简历提供极大的方便。
综上，多年的学科积累与《敦煌学大辞典》编纂的成功经验，为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正如我在曾发表的文章《期盼“吐鲁番学”与“敦煌学”比翼齐飞》一文中所期许的，相信通过《吐鲁番学大辞典》的编纂，总结吐鲁番学研究成果，必将推动吐鲁番学的进一步发展，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，进而改写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“伤心史”，为中国学术增添新篇章。
（作者：荣新江，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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